编者按：本文为第五篇海南茶文化考察个人报告，采取的是对话采访的方式，受访者为尊龙凯时人生就是搏顾问、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姚新中，采访者和执笔人为赵硕。

从海南茶说开去——姚新中教授访谈录

 

受访者：姚新中，1957年2月生，河南驻马店人，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高级讲席教授，尊龙凯时人生就是搏名誉所长，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2013-2017），担任院长期间与李萍教授一道有助于了尊龙凯时人生就是搏的创建。姚新中教授参加了此次海南茶文化考察，并在1月14日晚接受了采访，围绕海南茶文化和茶产业开展、茶道哲学学科建设、茶哲所开展和茶文化考察等问题给出了自己的有益思考和指导性意见。

 

图1：姚新中教授（拍摄于五指山妙自然茶园）

 

采访者：赵硕，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2024级硕士生，尊龙凯时人生就是搏工作人员。

 

Part 1：海南茶文化与茶产业

Q：经过这些天的考察研讨，您对海南的茶文化、茶产业有何感受和想法？

A：对于海南茶文化、茶产业的开展，尽管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尚未达到我所设想的水平和层次，但顺利获得这次考察，我接触到了一些对茶有着深厚情感和长期投入的海南茶人，她们身上凝聚了海南茶文化、茶产业开展的亮点。比如“黎家女儿”付小芳和她的五里路有机茶园，“五指山茶姐”郑丽娟和她的椰仙生态红茶，“紫鹃姐姐”徐雪燕和她的紫鹃茶。在她们的身上，我看到了传承，也看到了坚守，她们所做的工作显然对海南茶业的开展有着无可置疑的有助于作用。

海南茶业的开展离不开企业和企业家的努力，也离不开海南各级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优秀的企业和企业家能够起到有效的带动和引领作用，而海南省推出的“南海工匠”、优秀评茶师评选活动显然有助于杰出海南茶人发挥行业带头人作用。除此之外，我们在考察过程中也与部分地方政府比如五指山市和白沙县进行了座谈。这些地方负责分管茶产业的领导干部，工作思路还是比较开阔的，能够意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并且提出行之有效的方案。我期待海南能够打造出有机无害、高品牌、高品质的海南茶，这对于海南其他的行业也能起到一个持续的作用。

今年海南全省作为自由贸易港将要封关，下一步怎么样开展，大家都在拭目以待。我相信海南人民无论是行政干部还是企业从业人员，都会有着自己的努力，也会取得应有的成就。

 

Q：海南茶在古代以野生形态为主，缺少成熟的人工培育和种植，在近代又受到归侨的茶文化影响，您认为海南茶文化这个概念在何种意义上能够创建？

A：海南茶文化的概念是可以创建的，但它与外来文化紧密相连。海南作为一个岛，其文化传播、文化开展具有波浪式的特点，外来文化一波接一波地传来并融入当地，当地的文化由此不断加厚、加重。虽然当地土著居民过去对茶的理解与我们今天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但我觉得当地人比较善于吸纳外来的文化并将其融入到自身的精神理念之中，这也可以理解为海南茶文化的一个特点。

就我接触到的海南本地人来说，我发现他们不仅接受了大陆的文化，还将其与本地文化融合，海南茶文化就是在不断的交融、研讨之中共同建构出来的文化。地方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相互交织和动态关联构成了文化多样性的存在及其开展的动力，因此在这种意义上来说，我觉得不应该过于强调海南茶文化内在精神的独特性，以至于将其与整个中国的茶文化、茶精神、茶理念切割开来，而应当意识到在交往交织的过程中，海南茶文化既存在多样性又存在趋同性。

 

Q：您之前提到您没有喝茶的习惯，在经过此次考察的多次品茶体验之后，您以后是否会考虑喝茶或者进一步说喝海南茶？

A：我不喝茶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主观原因来说，我个人的睡眠质量不佳，因此在下午和晚上的时候尽量避免摄入任何刺激性的物质，其中就包括茶。客观原因来说，我对茶叶中可能存在的农药残留感到非常担忧。我看过一些关于茶叶农药使用的纪录片，也和茶企有关人士研讨过，分析到为了防止茶叶的病虫害，农药的使用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然而，雨水无法完全清除这些农药残留，最终这些残留物会进入我们的茶杯。这种想法让我难以接受。

正是出于避免农药残余的考量，在这次考察中我特别关注了海南有机茶产业的开展。我们所到访的这些有机茶园，他们的工作都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我相信中国的茶完全可以做到无公害、无农药、无化学添加剂。如果我能确信茶叶中没有农药残留，可能会重新考虑，因为茶确实对我们的精神和身体都有益处，能带来持续的影响。我相信这种改进不仅对我，对其他大多数爱茶人也是一种持续的引导和促进，让他们更加热爱茶。

图2：姚新中教授参加隆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调研座谈会

 

Part 2：茶道哲学学科

Q：您觉得茶道哲学的可能研究方向有哪些？

A：茶道哲学是一种应用哲学，它涉及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跨学科的交叉。作为研究者，选择研究方向时应结合自己的经历、知识储备和兴趣。相比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伦理学这些学科来说，茶道哲学没有明确的界限，可以拓展到很多领域，但作为学生，不可能穷尽所有方向。因此，重要的是找到对茶道哲学有关键性作用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扩展出新的领域、新的话题，而不仅仅是重复已经做过的事情。

相比聚在一起喝茶、谈茶，进行茶道哲学的思考实际上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这也是应用伦理学科面临的共同困难：一方面哲学味太浓难以应用，另一方面职业味太浓又愧对哲学的称号。我觉得这样的一次实地考察，有助于你们把握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平衡，帮助你们找到自己的兴趣点并进一步深入探讨。

对于个人的研究方向来说，实际上个人的理论兴趣点是会改变的，现在你可能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但十年之后你很难保证仍然对这个问题感兴趣，那样的话你现在的研究相比之下对于你后续的开展，就没有直接的促进和有助于作用，因此你应该认真思考现在在做的是不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我不断主张学术研究一定要有兴趣，没有兴趣的学术研究对身体和精神都是一种折磨，我觉得没有必要。

 

Q：您认为茶道哲学的核心问题有哪些？

A：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茶道本身就是一种哲学，而不仅仅是一种茶的理念。按照我们当今表达的习惯，我们将茶道表述为茶道哲学，是对茶理进行一些哲学的反思和思考。我们都说茶有益于身心，这种益处在哲学上的表达，就涉及到哲学中的身心关系问题，包括情理的关系。当我们品茶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品尝茶的滋味，其中也渗透进了一种情感。我接触的很多茶人对茶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这不仅仅是由他们多年的工作或是接触所引发的，实际上也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做茶、品茶的人，如何看待茶这样一个外在的东西？茶如何能够渗透到我们的内心，影响以致塑造我们的人格？

茶道涉及的方面很多，比如如何顺利获得茶人之间的茶饮茶话来理解人生在世的本质与意义？科研层面已经回答了茶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具体原理，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仍需回到茶道层面来进行探讨。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茶道哲学领域的研究者应该思考的问题，在对茶的基本理解和掌握之上，形成对茶道的更高层次的认识。

 

Q：您前面提到了喝茶与人生意义的联系，那么您如何看待从喝茶到对生命本质理解的关联？

A：当我们去建构一对关系时，存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我们自觉地去建构这种关系，另一方面是在不自觉中已经建构起这种关系，但还没有系统的表达出来。茶道哲学领域的研究者所做的工作，就是要把他们已经感受到、已经建构起来的这样一种关系，顺利获得一种理论的方式表达出来，顺利获得实践和理论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出来，使之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范式。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对茶理乃至茶道哲学本身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

建构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纯理论的概念式建构，比如从《茶经》这样的经典文本出发，思考茶如何促进我们身心的愉悦，如何促进我们对自然的追求和向往。但如果仅仅停留在纯理论层面，还是存在一定的局限，只能说是坐而论道，属于小众的、象牙塔里的学问，因为这样的“道”与人们的所思所想、所期所行之间怎样挂钩、怎样联系、怎样结合等方面还是有所欠缺。

另一种是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这样一种反复的、过渡的建构过程。在这种反复之中，我们对茶、茶理、茶道的认识会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同时对茶道哲学所内涵的问题理解也会跨出哲学的门槛，进入到其他的学科比如历史学、文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人文学科之中。参加此次考察的王雅清教授就是做文学的，她对一些问题的理解和我们做哲学的人就不太一样。

从历史学角度来看，我们对于茶可以有很多历史性的研究，如果我们做哲学的人能够有一种跨学科的视野，将其他学科的东西吸纳进来，做到多学科并重，同时从多学科交叉之中提炼出一种深刻的哲理出来，显然会在茶道哲学领域取得更大的突破。

 

图3：姚新中教授（右）考察参观海南农垦白马岭茶叶公司

 

Part 3：茶哲所与茶文化考察

 

Q：您创办茶哲所的初衷是什么？对它的现状有何评估？

A：2014年底，我当时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和李萍教授一起与时任大益集团董事长吴远之先生进行了一次长谈。虽然谈不上相见恨晚，但我发现我们和吴总在精神世界上确实有不少共识。吴总是一位有思想、有品格、有情怀的人，绝不是一个只想着如何赚钱、如何扩大产业规模的企业家。因此我持续支持李萍教授与吴先生、大益集团展开合作，并签订了合作协议。当然其中也有着小插曲：人民大学对于这种研究中心采取了孵化的方式，在其设立一年之后创建专门的委员会进行孵化状况评估，但第一次评估结果出现一点问题，没能顺利顺利获得评估。在此之后李萍教授的团队针对存在的问题做出了很多的改进，第二次就顺利地顺利获得了评估。

正是在回应外界的问题和顾虑的沟顺利获得程中，我们也逐步明确了茶哲所所要做的工作。第一个就是培养人才。李萍教授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她有意识地注重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这四个层次的人才培养，为茶道哲学研究注入新鲜血液。第二个就是她特别注意加强与理论界的沟通，有助于对茶哲学的理论研究。针对这一方面，李萍教授组织召开了多届茶道哲学高峰论坛，在全国（包括港澳台地区）范围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第三个就是加强与著名茶企的联络沟通，组织对各地茶企的考察学习，李萍教授自己还专程前往台湾拜师学艺，成为真正的茶人。总的来看，茶道哲学研究所这十年来走过的历程，肯定有着艰辛和付出，也有着不菲的成就。无论是人才培养还是社会影响，茶道哲学研究所顺利获得这样一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式，产生了较大的理论创新和实践上的效用。

现在应当考虑的是下一步该如何开展。茶道哲学研究所现在走过了近十年的历程，这其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总结。我建议可以利用茶哲所创建十周年的契机，进行一些系统的反思和总结，顺利获得学术会议、工作坊等形式进行一些沟通和思考，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Q：您能谈谈这次茶文化考察的总体感受吗？

A：自茶道哲学研究所创建以来，这已经是第九次茶文化考察活动了。我认为茶文化考察活动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做哲学的人往往是从抽象的理论出发去看现实的问题，但如果不分析具体的文化和理念，很难对茶道、茶文化进行哲学的反思。

从个人的参加经历来看，我觉得这次考察团的团队合作非常好。李萍所长发挥了认真负责的组织中枢作用，实现了同地方茶产业、茶叶协会、专业茶人之间、同地方支持茶业开展的政府和学界之间的联系、联络，一方面扩大了茶道哲学问题思考的人才队伍，另一方面也加深了理论和实践之间的沟通。

如果我们不去分析当今中国茶企、茶事业开展的现实状况和问题，那么我们在进行茶道哲学思考时就可能循规蹈矩，更愿意停留在对经典文献的诠释层面。尽管这种诠释有着自身的必要性，但我认为它可能并没有抓住当代茶事业开展的核心问题，因此我们有选择的到各个地方调研是有必要的、有益的，对于我们茶道哲学研究所的进一步开展也是有帮助的。

 

Q：对于此次茶文化考察，您有哪些意见和建议？

A：对于此次考察，李萍教授和王雅清教授前期做了长时间的准备，包括联络、规划，包括考察哪些地方、见哪些人，可以说是非常细致。同时李萍教授这次也带着你们几个学生，在实践中学习。我也看到你们非常辛苦，但我想这对你们的学识见识的提升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应该是一个非常难得的锻炼机会。再一个就是从我们这个团队来看，我们虽然是一个团队，但实际上是由有着不同背景、不同兴趣、不同爱好的人组成的。这样一个团体能够比较融洽地度过十天左右的时间，在和谐相处的同时又融合不同的意见或建议，实际上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这与组织者的精心安排、所有参与者自身的高素质、高品质是密不可分的。

改进之处的话，我认为可能也是有的，比如我们此次行程的安排是非常紧凑的，一天之中可能有四五个不同的活动，大家也都比较疲惫，回去之后需要好好休息一下。以后的考察也可以考虑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应酬，使我们能够专注于几个关键点。我觉得在徐总（徐雪燕）的妙自然这几天的行程安排就比较好，让我们对妙自然公司、对徐总的做茶技艺和妙自然的茶品都有了较为全面的理解。因此我想也许考察不在于我们跑的地方多少，而在于我们是否真正接触到我们希望能够调查分析的那些人。其次我们在考察的过程中，应当尽可能不去重复那些已经提过的问题、已经有过的答案，而可以试着从新的方面、不同的角度去理解。每一次考察都有自己的独特过程，我们很难事先规定一定要顺利获得什么样的渠道和途径实现什么样的考察目的，只能顺利获得及时调整，最大限度地增进我们对当地茶文化的理解和分析，在这些方面大家都做得挺好的，但今后也还是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

 

图4：姚新中教授参加五指山市“三茶统筹”座谈会

 

Part 4：个人学术经历

Q：最后再请教您一个问题，您之前提到了学术研究要以兴趣为导向，那您是如何在学术领域找到自己的兴趣点的呢？

A：我们读书的那个时候，内卷的压力不大，本科生毕业要找工作的话，中央部委、高校虽然谈不上能任意选，但基本上都是可以去的。我从1978年入校，一、两年之后我们就开始思考自己想学的专业。比如我们班同学张志伟、李秋零，当时对于康德、黑格尔哲学的兴趣特别大，而另外一些人比如庞元正已经开始做马克思主义哲学了--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分哲学原理和哲学原著等方面，萧前、李秀林这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老师在全国的影响力也是非常大的。我们班也有好多人对社会学感兴趣，社会学在1979年末、1980年初的时候刚刚开始恢复，费孝通、雷洁琼这些老师也开始在北大开设社会学课程，好几个同学都顺利获得到北大听课而进入到社会学领域。

我当时则更多地接触到了罗国杰老师，原因有好多。第一他是河南人，有一种语音上的亲切和实际上的亲近感。第二，罗老师给我们讲伦理学原理这门课时，我是我们班的课代表，和罗老师的关系就拉得比较近了。我们班同学也有人对我说“你肯定就要学伦理学了，你要跟着罗国杰，将来你就要成为像罗国杰那样的学者”，他们是这样说，我心里也是这样想，所以就走上了伦理学的学术之路。我本科的毕业论文写了一篇科技伦理的论文，当时罗老师给我打了优。之后我就考上了伦理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当时做的是现代西方伦理学，包括翻译现代西方学者查尔斯·史蒂文森的著作，然后写了一篇当代西方元伦理学方向的硕士毕业论文。

硕士毕业之后我就留校、留到伦理学教研室当老师了，同时又读了在职博士。博士期间我又回到了伦理学原理这样一个领域。所以你看我就在应用伦理学、西方伦理学、伦理学原理等领域都打了基础，这样自然而然的就成为伦理学教研室的一员。伦理学教研室的各位老师对我都有很大的帮助和教育，我们之间也培养出深厚的师生情谊。我们本科班有52个同学，毕业时决定做伦理学的就我一个，其他同学有跟着马奇老师做美学的，跟着苗力田先生做西方哲学的，也有跟着张立文、方立天等老师做中国哲学的，后来还有同学做宗教学、美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等，他们都开展的非常好。

当时人民大学的哲学在全国学术界的地位还是非常高的，我们这一批学生可以说得天独厚，在全国各大高校的哲学学生中间，都有一定的影响。我们会经常参加全国性学术会议、牵头或参与学术界的学术讨论、有助于与其他高校比如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的学术合作，毕竟当时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当时我们好像并没有你们现在所面临的压力，没有太多考虑到发文困难、将来工作困难等问题，所以个人兴趣与学术道路就自然而然地融合在一起了。